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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憶先生 正文
                彭劍:追求和解與和平 ——章開沅◤教授與南京大屠殺史研究
                • 一、“純粹出於偶¤然的機緣”

                  19371213,日軍攻占中國首都南京,燒、殺、淫、掠隨之而來,造成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歷來頗受關註,中外史學界以此為專攻者頗不乏人。章開沅教授在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涉足這一領域,卻異軍ξ 突起,碩果累累,在學術界、在社「會上造成很大影響,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研◇究,是圍繞著《貝德士文△獻》展開的。

                  貝德士(M.S. Bates)是一位傳教士,也是一位歷史〖學家。1897年出生於美ㄨ國俄亥俄州,1916年畢業於哈卐萊姆學院,獲學士學位,同年去牛津大學攻讀歷史。1920年獲得碩士學位,回到美國,同年7月被聯合基督教布道會(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授予傳教士資格並前往中國南京,任教於金陵大學。南京大屠殺之際,貝德士是金陵大學歷史系教授,並被委任為副校長,負責保護校產。他積極倡導並參與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後來更名為“南京安全區∩救濟委員會”)的工作,並成◆為該會第三任主席,為揭☆露日軍暴行、保護中國難民做了大量艱苦⌒卓絕的工作。貝德士去世之後,他生前保存的全部文獻都轉交到耶魯神學院圖書館保存。耶魯神學院圖書∑ 館將其命名為《貝德士文╱獻》(Bates Papers),歸入“中國文獻█項目”(China Records Project,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 Collection),庋藏於該館的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中。章開沅教授是最早發現並系統研究且積極向學界推介《貝德◣士文獻》的中國學者,他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基本上是圍繞著該文獻展開的。不過,據︼他自己講,他之所以研ζ究《貝德▆士文獻》,“卻純粹出於偶然的機▃緣”。

                  這一“偶然的◤機緣”就是,他在1988年專程到耶魯神學院圖書館檢索中國13所新教教☆會大學的檔案。工⌒作開始不久,他就發現了館內保存的《貝德士∩文獻》,並“集中好幾天時間粗略檢索這些卷宗的內容”,在此過程中,他發現了一大批“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檔案,包括該委員會的往來公文及其許多成員的私人信件、日記、文稿、備忘錄等等。章教授◢馬上意識到,“這些都是研究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最寶貴的原始資料”,此後不久,就開始了對這一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這一“機緣”,在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學術史中,在ζ章開沅教授的個人學術生命中,都是一件值得關註√的大事。對南京大屠殺史研ω 究而言,這一“機緣”為學者們打開了一扇新的資料的寶庫之門,為將南京大屠殺的研究進一步深入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源;對章教◎授而言,這一“機緣”為他〖開辟了一個新的學術領域,迎來了一個新的學術高峰。由於章教授自己說了,這一“機緣”,是一個“偶然”的“機緣”,因此,幾位研究章教授學術思想的學者都跟著說,章教授之研究南京大屠殺,是出於偶然。鄙意以為,這種評論固然沒有錯(畢竟也有根有據),但卻失之簡單化了。沒錯,章教授確實說了他之研卐究南京大屠殺是出於“偶然的機緣”,甚至還在“偶然”一詞的』前面加了“純粹”二字,但是,只要我們細察章教授的行文,就可以發現,即使他在述說這一“純粹”“偶然的機緣”的時候,也明示了造成這一♀“機然”背後的其他眾↓多的“機緣”,而這些機緣又顯示,其實,章教授之研究南京大屠殺,不盡出於偶然。竊以為,要準確揭示章教授的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必須首先把造成那次“偶然的機緣”的種種“機緣”揭示出來,否則,人們將容易對章教授的學術歷程和學術思想充滿誤解。鄙意以為,那一次“偶然的機緣”,至少是由以下四個相互關聯的“機緣”所成就的。

                  機緣之一,是章教授學術領域的拓展。章教授一直致力於中國近代歷史的研究,但不像有的學者那樣終身只耕耘於一個“山頭”,而是不斷拓展研※究領域。他早年曾致◥力於太平天國史研究,後來則潛心∞於辛亥革命史領域,並成為這︾一領域的大家。到20世紀80年代,研☉究領域又進一步拓展,一面積極參與文化史的探討,一面投身“現代化理論”的構建,同時還開始涉足於教會大學史研究々。章教授之發ぷ現《貝德士文∞獻》,正是緣於他到耶魯神學院圖書館查閱中國13所新教教會大學的檔案。我們可以想見,如果章教授一生只在一個“山頭”耕耘,而非不斷拓展研究領域,他怎麽可能會到耶魯神學院查閱教會大學檔案,又怎麽可能有緣接觸到▼《貝德士文■獻》?章教授之所Ψ以能」“偶然”發現《貝德√士文獻》,與他在80年代將研究領域拓展到了教會大學史領域這一“機緣”有很深的█關系。

                  耶魯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的文獻,其主體☉部分是中國13所基督新教教會大學的檔案全宗,另一部分則是“中國文獻【項目←”,《貝德〒士文獻》是“中國文獻項目”中之一種。“中國文獻項目”雖然與研究中國教會大學史有重要關系,但與教會大學檔案全宗相比,關系畢竟比較遠一點。看了那↘一次“偶然的機緣”,人們可能要納悶,因為章教授那次本為檢索中國13所基督教」大學檔案全宗而來,為何卻對“中國文獻項目”產生了濃厚興趣Ψ?並且,“中國文獻項目”包含許多傳教士的文獻,他卻為何對其中的《貝德士ζ文獻》情有獨鐘,並花費大≡量時間翻閱之?這就涉及◤到第二個機緣。這一機緣,乃是章教授與貝德士的一段師生緣。章教授在1946年考入金陵大學,就讀於歷史系,其時貝德士是金大歷史學教授。由於貝德士“確實博學多才,開設的課程(特別是新課程)也最多,而且效果也】較好”,並且,貝德士還非常︽關心學生,“除認真教△學外,還常在家中安排簡單茶敘,與學生親切交談”,因此章教授對他一向都是“心口如←一地推重”,選修過他的世界通№史、俄國史等課程▓,並在他的指導下研究過印第安人文學。正是有此學緣,當章教授在耶魯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的“中國文獻項目”中發現了貝德士個人的專檔之後,“不禁怦然心動”,並“懷著思念與好奇交織的復雜心理,在逐卷閱讀其文獻的過程中重新走近了他”,而正〓是在此過程中,他發現了《貝德々士文獻》中有大量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文獻。如果沒有20世紀40年代那一段學緣,則章教授在1988年初次到耶魯查閱文獻的時】候,很有可能↓不會在《貝德士文√獻◣》中流連,也就不←會有那一次“偶然的機緣”。雖然可以想見,即使沒有那一段學緣,隨著章教授對教會大學史研究的№深入,終有一天會檢索到“中國文獻項目”,並發現《貝德士文獻》中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資料,但其時間可能就要推遲好多年。

                  教授與貝德士有此一段師生情緣,因此見到《貝德士文獻》之後“怦然心動”,並忍不住仔細翻閱,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貝德士文獻》中,對當時正◣著手研究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章教授而言,最有價值的,似乎是與教會大學相關的文獻,或者是貝德士的未完稿《基督徒在╳華60年,1890-1950》及其大量相』關文獻,而他為何卻☆對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文獻產生了濃厚興趣呢?畢竟,南京大屠殺是他涉足甚少的研究領域啊。章教授在當時會對《貝德士文獻》中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文獻產生興趣,與他當年參加的一項社會活動有關,這就是筆者所說的第三種機緣。當年五月,他應邀參加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中國民主運動史學術研∴討會,“記得是在一次會∞議休息的時候”,唐德剛、邵子平等先生提出籌建“對日★索賠會”,“並且當場邀集√發起人簽名”,章教授◆出於民族大義,“成為義不ζ容辭的祖國大陸當然代表”,毫不猶豫地作為發起人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對日索賠會ω ”是一個民間組織,由唐德剛先生任會長,邵子平先生任秘書長,致力於對復活的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維護中國人的尊嚴與利益,後來更名為“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在參與了“對日索賠會”的發起成立活動之後,章教授馬不停蹄,馬上赴耶魯神學院圖書館檢索中國教會大學的檔案全宗。而正是在此過程中,他發現了《貝德士文獻》中藏有大量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檔案材料。我們雖不能說章教◆授當時會留意這些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材料完全是因他前不久參加了“對日索賠會”的創¤建工作,但我個人認〓為,參加“對日索賠會”的創建工作,確實是他會特別留意這些文獻的一個重要機緣。

                  而章教授之所以會參加對日索賠會的工作,表面上是緣於那一次北美學術會議,但從深處講起來,實有另一層更深刻的機緣,而這一機緣,也就是他進行南※京大屠殺研究的第四個機緣。這就是,在戰↙後的日本,有那麽一群特殊的日本人,他們是軍國主義後繼的支持者,矢誌■要延續其先輩的未竟之業,不斷為法西斯戰爭卐翻案:“一年一度的內閣成員對靖國※神社的參拜,文部省對歷史教科◥書的多次錯誤否定,政界要人周而復始︾地跳出來否認南京大屠殺等侵略暴行……”甚至在日本知識界,也有極少數這種“特殊的日本人”,如1973年出版《南京大屠殺的虛妄性》一書的鈴木明,1975年出版《我方的日本軍》一書的山本七平,1984年出版《“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的田中正明等,他們或稱南京大屠殺為虛構,或稱南京大屠殺為“無稽之談”,肆意淆亂是非,篡改歷史。這些特殊的日↙本人的特殊行為,是對曾■經因日本的侵略戰爭而遭受巨大苦」難的亞洲國家人民感情的極大傷害,凡是有正義感的學者,均不可能對此表示沈默。“這些特殊的日本人逼著我們不≡能不正視現實與追憶█往事,作為受害國人【民的我們,不能繼續沈默。”正是戰後日本社會中湧起的這種為歷史翻案的逆流,促使章教授積極投入到對日索賠會的工作中,並在看到《貝德士文獻》中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文獻之後馬上為之吸引,不惜將其他研究課題暫時擱置,將大量時間與精力投入到南京大屠殺這一“本非我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中。

                  綜上可知,章教授之投身南京大屠殺史研究,雖然直接緣於1988年在耶魯神學院圖書館發現了《貝德士文獻》,具有相當大▼的偶然性,但之所」以會出現這一次偶然的機緣,則跟章㊣教授不斷拓展研究領域、勇攀學術高峰的學術追求█有關,也與他與貝德士之間的師生緣有關,還與他當年參加“對日索賠會”的創建工作有關,更與戰後日本出現的為侵略戰爭及日軍暴行翻案的逆流有關。章教授之投身南京大屠殺史研究並非一緣註定,而是多緣造成。其中的有些機緣,必將對章教授之研究行為產生影響,並對我們理解他在研究過程中所寄托的@人文關懷有所助益。


                  二、學㊣ 術的新高峰

                  有評論者指】出,章教授在那個“偶然的機緣”之後,“一頭紮進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研究,終於在古稀之年⊙迎來了又一個學術高峰”,這種評論是←切近實情的。不過,章教授在1988年發現了《貝德士文獻》中的那些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文獻之後,並未馬上著手研究,原因是,他當時正擔任彩神app大发手机版校長,“由於校務的牽掛,除稍做索引外沒有可能認真閱讀與研究這批文獻”。

                  兩年之後,19908月,章教授結束了學校行政事務,應邀前往美國正式進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期間得到耶魯大學歷史系邀請並獲得魯斯◎基金(Luce Foundation)資助,於19917月專程前往耶魯神學院圖書館,得以“潛心系統閱讀《貝德士文獻》”,經過8個月@的辛勞工作,“歷經酷暑寒ξ 冬”,發現並復印△了1000多頁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文獻。這一項工作為章←教授迎來學術的新高峰準備了堅實的文獻基礎,章教授自己也說,這是他旅美三年中“極大的收獲之一”。

                  但是,在美三年期間,由於忙於教學與其他科研,實際上顧不上整理與研究這批資料。結束旅美生活之後,又於1993年夏天應邀訪日,並在同年8月前往臺灣政治大學講學。“直到1994年春重返武漢,我才有可能把這批復印資料初步加以清理歸♀類,為進一步研究做必①要的準備”。在此基〗礎上,並應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稿約,章教授在當年寫成了一部書稿,這就是於次年出版的《南京@ 大屠殺的歷史見證》一書。這↓部著作由緣起、正文、附錄、參考文獻幾個部分◆組成,正文部分目次如下:一、貝德士其人其事;二、貝德士文獻簡介;三、“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與“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四、南京大屠殺的實錄;五、毒品、慰安婦及其他;六、戰爭損失調查;七、東◤京審判與貝德士證詞;八、未能結束的結束語∴。全書以《貝德士文獻》為依托,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向讀者展示了南京大屠殺的很多鮮為人知的√面相,尤其是貝德士︼等美國傳教士為抗議日軍暴行、挽救難民生命◆財產所做出的艱苦卓絕的貢獻。

                  19955月中旬,正在香港中文@ 大學崇基學院從事講學與研究的章教授接受了香港三聯書店的邀約,與旅美華裔女導演湯美如合作編譯一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書,以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這就是同年七月出版的《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書。這是一部圖文並茂的書,由“導論”、“保衛戰”、“安全區”、“訪問”、“附錄”等部分組成。“導論”部分收錄了章教授的《一個中國學者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過程》、日本學者洞富雄的《南京暴行事件的責任》、美國學〇者羅慕士的《一∴九三七年的中國歷史脈絡》三篇文章,其中章教授的文章是他專√為這本書◣而作的,對於我們了解章教授由不了解到了解到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心路歷程很有幫助。“保衛戰”部分收錄了譚道平的《南京衛★戍戰》一文,以便讓讀者對Ψ 南京保衛戰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安全區”是全書的重點部分,介紹了魏特林(中文名“華群”)、馬吉、麥考倫(亦作“麥卡倫”)、威爾生(亦作“威爾遜”)、貝德士等美國傳教士的生平並收錄了他們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所寫的一部分書信、日記和備忘錄等,並收錄了親歷了南京大屠殺的兩個中國人蔣公榖和王英對安全區的有關敘說,可以說是多側面多層次地向讀者展示了南京大屠殺的現場。“訪問”部分收錄了湯ㄨ美如的《奉天皇※之命》電影拍攝組在1992年夏天和1993年秋天兩次在日本進行采訪的記錄,包括采訪前情報員永富博道、退伍軍〇人東史郎、上▃宇武一郎、前卐慰安婦宋神道的記錄,這一部分為我們進一步理≡解日軍的殘暴提供了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證言。附錄部分收錄了兩份文獻,一為出自《貝德士文獻》的《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報告》,一為當年由國際委員會在調查基礎上撰寫的《南京地區戰爭損失》(節錄),這兩份文獻對於讀者理解大屠殺前後救濟工作之艱巨和大屠殺對南京地區所造成的損失很有幫助。

                  1995年是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章教授上述兩部著作的問世,可以說是恰逢其時,對紀念抗日戰爭勝ㄨ利50周年具有重※要意義。但這兩部著作更為〇重大的意義,是讓學術界和■社會各界通過他那優雅的文筆,對南京大屠殺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並逐步了解到《貝德士文獻》的史▃料價值。誠如章教授自己所言∞,《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一書的寫作是對他在耶魯期間工作的“初步小結”,而《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則“更提高了《貝德士文獻》的知名度”。

                  同年8月中旬,章教授還出席了在臺北為抗戰勝利50周年而舉辦的大型學術研討會,並在會上宣讀論文《讓事實說話——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97年是南→京大屠殺60周年,是年8月,章教授參〗加了在南京舉辦的國際研討會,提交論文《貝德士文獻的≡史料價值》。同年12月,章教授又赴日本,在紀念大會上發表主旨演▲講,講題為《一個中國學者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過程》,隨即又在研討會上▼宣讀論文《耶魯神學院藏檔有關南京大屠殺文獻述評》。

                  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中,宣稱貝德士是“偽證制造者”。章開沅教授則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第一手資料,撰寫《到底是誰在制造偽證》一文,於1999年發表,“以確鑿而且充分的史實予以嚴正駁斥”,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貝德士是一位經過嚴格史學訓練的歷史學教授,其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記載都客觀公正,經得起考驗,田中正明等日本右翼才是真正的偽證制造者。

                  與此同時,章教授又協◎助吳天威、郭俊〖鉌等先生,與耶魯神@學院圖書館的瑪莎·斯茉莉(Martha Smalley)合作,並由她出面編輯出版《美國傳教士對南京大屠殺的見證,19371938(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to Nanking Massacre,1937-1938)一書。“其用意即在於正式公布一批‘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原始檔案,以充分顯示歷史真相並⊙揭穿日本右翼的無恥Ψ謊言。”此書的出版,使《貝德士文獻》等珍貴史料直接為西方人士所了解,從而進一步擴大了《貝德士文獻》的影響力。

                  不過,由於財力與篇幅的限制,斯茉莉主編的那本書所收文獻數量較少,不足以反映耶魯相關藏檔的全貌。因此,章教授又與吳天威、郭俊『鉌等先生反復磋♀商,最後商定由斯茉莉代表耶魯神學院圖書館授權章教授,再編輯一本文獻數量較大也更為全面的資料『匯編。於是,章教授在19985月再次與夫@人一道前往耶魯神學院圖書】館查閱文獻,對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藏檔進ξ 行“竭澤而漁”式的全面搜索。回國之後,章教授與夫人及彩神app大发手机版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事劉家峰、王薇佳通力合作,經過8個月的艱苦工作,於19999月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就是引起學界高度重視的《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以下簡稱《天理難容》)一書。與《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和《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兩本著作相比,《天理難容》一書的取材有了明顯的擴充。前兩書取材基本上不出《貝德士文獻》之外,而《天理難容》則擴大到中國文獻項目之其他○部分、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檔案(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編號為RG11)和“史德蔚〗文獻”(Alert and Celia Steward Papers,編號為RG20)等,從而具有更高的≡史料價值。全書40多萬字,由冠圖、序、編譯說明、歷史背景、美國傳教士文獻、大事記、附錄、後記構成,其中主體︼部分是美國傳教士文獻,依次收@ 錄了貝德士、費吳生、福斯特、馬吉、麥卡倫、米爾士、史邁士、史德蔚、華群、威爾遜共十位美國傳教士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獻。《天理難容》出版之後,以其文獻的權威和詳實,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很快就出了英文版和日文版。後來,張憲文先生主持編纂南京大屠殺大型資料集,《天理難容》又被列為其中一種,經適當刪削增減,作為《南京大屠殺資料集》第四冊,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和鳳凰出版社出版。

                  講到章教授與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尚不能不提到他的《從耶魯到東京:為南京大屠殺取證》一書。雖然這本書幾乎沒有學院式的研究,但正如該書責任編輯倪臘松♀所言,此書乃是章教〗授“從事南京大屠殺研究近15年的一個@ 總結”。全書以行文流水般優雅的筆調,述說他在耶魯發現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文獻及其後從事研究並將研究成果在東京等地向日本人士加以介紹,以及他在美洲、日本等地與一幫誌同道合的友人為南京大屠殺取證、作證、同日本右翼分子作鬥爭等等經歷,對於世人了解一代歷史學大家從事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心路歷程和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範圍內的各界人士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爭鳴良有◥助益。

                  從以上的簡單↑梳理可以看出,自1988年那一次“偶然的機緣”至今,章教授在∮南京大屠殺史研究領域辛勤耕耘,新論叠見,碩果累累。其成就,既是章教授學術生涯中的學術新高,也是南京大屠殺史研究領域的學術新高。

                  教授在研究南京大屠殺史的過程中,呈現出兩個非常明顯的特點。一個是,他的研究基本上是圍繞著耶魯↘藏檔特別是《貝德士文獻》展開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前文對他的研究成果的介紹中看出來,不再贅述。這裏只補充一點,那就是,他研究中的這種側重,與他1988年那一次“偶然的機緣”有甚深的關系。正是那一次“偶然的機緣”,他發№現了他的業師貝德士的文獻中藏有大量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第一手文獻,而這些文獻雖然價值巨大,但在學術界尚未引起足夠重視,並且,這些材料能夠用來反擊日本╱右翼學者的謬論——這些學者在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時候,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南京大▃屠殺缺乏同時代的第一手資料,而《貝德士文獻》則提供了大量同時代的第一手資料。凡此,都促使章教授以《貝德士文獻》為中心展開對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

                  另一個特點則是,在潛心學術研究的同時,還參與了大量與之相關的社會活動。如前所述,還在接觸耶魯藏檔之前,他就參加了對日索賠會的創建工作。在那之後,他參與的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活動還有很多,要者如:19911212,“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在紐約舉〒行集會,應邀卐在會上發表演說;1995年在ㄨ香港中文大學講學與研究期間,就《貝德士文獻》接受《星島日報》、《南華早報》等媒體采訪,從而使“《貝德士文獻》對於研究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的史料價值,遂為海外許多學者所逐漸知曉”;19978月中旬,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參加中日學生夏令※營授旗儀式;1997年南京大屠殺60周年之際,在中、日接受一系列采訪,讓人們了解南京大屠殺;1998628,與邵子平、吳章銓等參加AJPAP在紐約舉辦的“日本證人訪美代表團”(Japanese Witnessing Delegation to North America)報告會;19991126,在彩神app大发手机版擔任野澤豐講座第一講,題為《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新進展》;是年底,再次應邀前往東京參加“戰爭犯罪和戰後』賠償問題國際市民研討會”;200012月,在日本關西地區作巡回演講,足跡遍及岡山、神戶、大阪、京都等地;20031212,在中山大學歷史系作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學術演講;20071210在彩神app大发手机版作↙題為“從牛津到金〇陵:為了忘卻的紀念”的演講。諸如此類的社會活動,可以說與其研究活動相始終。


                  三、為了人類的和解與和平

                  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其研究都不會僅僅是“為稻粱謀”的工具,而往往寄托有深沈的人文關懷。章教授就屬於這種歷史學家,其對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就像他在其他領域的研究一樣,有其獨特的人文關懷。那麽,章教授在南京↓大屠殺史研究中所寄托的是一種什麽樣的人文關懷?對此,學◆術界已經做了很好的探討。筆者註意⌒到,有幾位學◎者,將章教授在南京∏大屠殺史研究中所寄托的人〓文關懷歸納為愛國主義或民族情懷,另有幾位學者,則將之總結為維護歷史的尊♀嚴。

                  我們↙能夠輕而易舉地為章教授在南京大屠殺史研究中所體現出」來的愛國主義或民族情懷找到證據。在《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中》,章教授寫道:“這些特殊的日本人逼著我們不能不正視現實與追憶往事,作為受害國人▲民的我們,不能繼續沈默。”在《從耶魯到東京》一書中,章教授如¤此記錄他自己19971213在東〓京紀念南京大屠殺60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說時的感受:“我站在高高的講臺上,面對著密密麻麻的眾多日本聽眾,聚精會神而又寂靜無聲,我驀地產生一種∑感覺,仿佛現在不㊣ 是自己在說話,而是所有中@國歷史學者、中國公民和我們↘偉大而又曾經苦難深重的祖國在說話。盡管沒有受到任何授權與委托,然而自覺應該利用這個講臺,把我們民族的正義聲音傳播到全世界。” 2003年章教授在中山大學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講座時,曾經說道:“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我要捍衛民族的尊嚴。”從諸如此類的言論中,我們能夠領略到章教授在從事南京大屠殺史研究中所體現出來的濃濃的祖國愛,民族情。

                  關於捍衛歷史的尊嚴,我們也可以從章教授自己的論述中找到很∮多證據,如:“嚴酷々的現實教育我們,不〓能忘記歷史的真實、歷史的尊嚴。” “不能讓這些特殊的日本人胡謅歷史,我們必須捍衛歷史自身的尊嚴。” “嚴酷的現↓實教育我們,不能忘︼記歷史,也不容許篡改歷史。而作為歷史學家,更應該捍衛歷史的真實,歷史的尊嚴。”“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要捍衛歷史的真實。”凡此均可看出,維護歷史的尊嚴,確實是章教授從事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然而,若說章教授在從事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過程中所寄托的人文關懷就是愛國主義與維護歷史的尊嚴,則又有欠準確。實際上,章教授在南京大屠殺史研究中所寄托的人文關懷,有比①以上兩個方面更為深沈的一面。這♀更深沈的一面,乃是對人的終極◣關懷。人類的未來會怎麽樣?人類這個數千年來自相殘殺的物種將何去何從?這是章教授一直縈繞於心的問題,他也一直強調,歷史學者應該有這樣的人文關懷。冤冤相報只能造成戰爭不斷、人類相殘終無已時,這不是人類應該有的未來,人類的未來必須通過和解,走向和平。追求人類的和解與和平,是々章教授在南京大屠殺史研究中深層次人文關懷的本質所在◥。

                  我們看到,他在從事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時候,有著對人性的非常深層的思考,這裏僅舉一例。章教授寫過一篇題為《“拉貝”現象》的文章。拉貝是一個德國納粹,但他本人卻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做了大量保護∞中國難民的工作。就此現象,章教授做了深刻的思考:“人類社會沒有任何堪稱純之又純的群體,好的群體中難免有害群之馬,壞的群體中也未嘗沒有善類混跡其間。就是從某一個人來說,好人並非都是絕對的好,壞人也不一定都是絕對的壞。正如佛家所言,阿賴耶識本來就伏藏著善與惡兩類種子,章太炎則←把此義發揮成為:‘種子不々能有善而無惡,故現行亦不能有善而無惡。’”這是對人性非常深沈而準確的定位。人類就是這麽一種奇怪的動物,體內似乎同時有善惡兩顆種子,因此,優雅起來,則表現得如同天使╱,暴戾起來,則表現得如同》惡魔。個人如此,民族∞亦如此。沒有絕對的善類,也沒有絕對的惡類。這種認識論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它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即使我們目前沒有為惡,表現得像個善類,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沒有可能為惡,我們必須提防體內惡的種子發芽;而對於那些曾經為過惡的個人或民族,我們也不要給他們貼上“惡”的標簽,因為在他們的身上,一樣有著善的種子,只要精心培育其◇善的種子,他們就有望得〒到改造,人們就有№望跟他們達成和解,實現人卐類的和平。

                  正是基於對人性的這種深刻的認識,章教授並沒有因為日本侵略過中國並在中國進行過南京大屠殺等暴行,而將日本民族視為一個惡的民族,更沒有把日本人民→視為惡類。1995年,章教授在臺北參加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學術會議時說:“人們都說,對於戰爭責任的反省,日本不如德國。我不願意說日本人不如德國人,而寧可說日本政府不如德國政府,因為我深知絕大多數日本知識分子和廣大人民都是強烈反對軍國主義復活的。”在同一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一書中,他則聲明,他願意將這本書獻給廣大善良的◆日本人民:“田中正俊在《戰爭·科學·人》一書的扉頁上寫‘獻給中國抗日戰士’,我則願意把這本書獻給所有堅持真理和伸張正∏義的日本歷史學專家,當然也願╱將此書獻給眾多平凡、善良的日本人民↙。”在2003年出版的《從耶魯到東京》的《緣起》中,他更是飽含感情地抒寫他對日本的好感:“自從1979年首次訪問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以來,我一直熱心從事中日友好與學術交流工作。日本的山川秀麗與人民和善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別是眾多學界友人的深情厚誼更使我終生難忘。我像千千萬萬善良的中國老百姓一樣,不願也不忍重新揭開歷史的瘡疤,惟恐因此而可能傷害這來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新局面。”從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章教授對於日本人民的⌒態度是非常公正的、客觀的,不存在任何∏偏見。他甚至不願意揭歷史的瘡疤,以免日本人民產生什麽誤會,傷害了中日友好的局面。但是,他最終還↙是揭了歷史的瘡疤,展開了對南京大屠殺歷史的研究,這一方面是日本的右翼分子一再出來否定南京大屠殺,美化侵略戰爭,篡改歷史真實,傷害被害國人民的感情,另一方面,則是他對人性善惡的深刻認識使他堅信,日本人民中善的種子必然會戰勝惡的種子,中日兩國人民以致所有有過矛盾沖突的民族★之間,最終都能夠實現√和解與和平。

                  田中正俊在《戰爭·科學·人》一書的扉頁上印著一首戰死學生兵的小詩:“為什麽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傷。為什麽別國人的∑死,只有別國人悲∏傷。為什麽人類不㊣ 能共歡樂,共悲傷?”這是一首憂傷的小詩,表達了詩歌作者和引用者對戰爭的反思和對人類能夠共歡樂、共悲傷的憧憬。章教授非常喜歡這首小詩。當他第一次看到這首詩的時候,就對它留下深刻印象,後來專門寫入《東京學人》一文中。後來在《巧遇東史郎》一文中,又專門談及此事並引用該詩。而在《難忘田中正俊》和《1997年的抗戰——會師東京》兩文中,章教授都談及了1997年底在東京演講時引用這首詩ζ的情況,我們還註ω 意到,章教授在前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該詩一次,在後一篇★文章中則引用該詩兩次。章教授引用這首詩歌頻率之高,值得引起重視。我們固然可以說,引用頻率如此之高,顯示了章教授對這首詩歌的青◤睞程度非同一般,但我們更應該想到,章教授之所以如此青睞這首小詩,實際上體現了章教授對這首詩歌所表達的意境與追求的深刻認同。這首憂傷的小詩,表現了一個正在走向戰場也是走向死亡的日本學生兵對人類相殘的厭惡和對≡人類能夠同歡樂、共悲傷的向往。而他∞所憧憬的人類同歡樂、共悲傷的未來景象,其實就是一個人類達成和解實現和平的人間美景。章教授如此青睞這首♀小詩,也就無異○於說,對人類〓的終極關懷,對和解與和平的追求,是章教授的一個重要的人文關懷。

                  這就能夠理解,章教授為何會不止一次地說:“我們回憶充滿恐怖與罪行的往事,決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尋求真理與伸張正義,同時也是為了汲取歷史經驗,教育包括日本在內的全世界人民,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並且每次還會引用貝德士的名言:“給全球以和平,給人々類以慈悲(Peace on Earth, Good Will to Men.)。”是出【於對人類前途的關心,出於對▲戰爭的警覺與對和平的渴望,章教授才20年如一日,從事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研究☉與社會工作。

                  1999年底,章教授赴日本東京參加“戰爭犯罪和戰後賠償問題國際市民研討會”,積極參與討論並通過了《東京宣言——為和解與ぷ和平的21世紀》,該宣言曰:“我們在此鄭重宣布,我們將通過正視20世紀的歷史事實,來追求一個和解與和平的21世紀!”這是一個集體討論的宣言,但也可以作為章教授在從事南京大屠殺史研究過程中的深沈人文關懷系追求人類的和解與和平的一個絕佳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