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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憶先生 正文
                羅福惠:守先待後的“究通之言” ——疫中讀章開沅先生新書《走出中國近代史》有感
                • 學術著作一般都是研究者歷經長期苦心◆孤詣的思索結晶,而讀者自以為的會心之悟卻可能是特定時空環境下的即時感觸。

                  在這場漫長的庚子大疫期間,筆者經歷了數月羈旅和多ξ次自我禁足,手邊無書也無心讀書,終日捧著手機打發光陰,或︻是和熟識的老少知交煲電話粥。從這些方式接受到的訊息,也使我深感疫情的範圍之大和程度之烈,除了造成直接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之外,還有和以往災害的不同之處,即催化了內部認知和思想的分裂,加劇了與外部國家關系的緊張。在諸多重大問題ξ 面前,包括自己在內的部分同行難免流露出無力感,專業研究的動力隨之減退,在年事稍高者“健康第一”的彼此叮囑√中,更難免帶有把“第一”變成“唯一”的消沈氣息。筆者在類似心境中閱讀章先生的新書(收錄章先生上『世紀末至今有關治史的論說和演講)而任由思緒寫成的這篇文字,只能說是讀書雜感而不▃宜視為書評。至於“究通之言”,則是從章先生最愛引用的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一語濃縮而來。

                  這種“究通之學”的價值或者說功用,章先生曾引用王國維的理解:“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茍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於人類之生存福祉”(章開沅《走出中國近代史》,北京出版社2020年3月第1版,P132,以下凡引此書只標頁碼)。章先生更進而認為》“歷史就是民族的靈魂”,而“史學不僅是一種知識的傳授,也不僅是講抽象的什麽規律,而且是一個非常豐富的智慧寶藏”(P171)。尤其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大國,其無盡的地下文物和地面文獻,應該能給國人和全體人類貢獻足夠的各類知識和智慧。

                  但實事求是地說,從古至今中國的史書可說汗牛充棟,經得起歷史長河沖刷的作▅品畢竟不是太多。在漫長的帝制時代,專制君主自以為天命所歸並且無不企望皇統永固,其“帝王術”中就既有焚書坑儒、罷黜百家和各種文字獄,也始終有史官的一席之地,有史局為前朝修史,以至纂修四庫全書這樣浩大的文化工程。歷代讀書人中的治史者,或者曲學阿世︼以邀榮寵,或者因為不識時務而終老草萊,或因聲不中律被汙名化之後還遭荼毒。故20世紀初年不約而同提出“史學革命”的章太炎〒和梁啟超都曾批判傳統社會中主流的“正史”及“類正史”,稱其為“帝王將相家譜”而“文明史不詳”,尤其因為禁毀書籍和禁言♂時事,使得後世“雖有良史,將無所征信”。

                  在民族復興的20世紀中,中國史學也逐步轉型並取得巨大進步。唯物史觀使人們知道了社會發展變化的機理,革命觀取代天命觀,確立了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地位。然而“諸如』社會心態、文化趨勢、意識形態、權勢幹預、金錢誘惑、人際關系等等”(P109),仍會有力地影響到史學工作者的人格養成;歷史學科◢或受重視或遭冷落的地位變化,以及“把歷史人物臉譜化,歷史過程簡單化”的非科學方法,還有“根深蒂固的正統觀與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等因素,也嚴重地妨礙了歷史復雜性的應有彰顯”(P122)。

                  章先生此處所列舉的客觀因素,有的主要是指官方導向,如意識形態,權勢幹預等,這種環境條件歷來有嚴重和寬松的變化,猶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有的則指社會風氣和文化流行態勢,如改革開放之後,社會上的物質追求高過精神追求,還有大眾娛樂的興∏起乃至泛濫,也使得人們對一些嚴肅與崇高的理論和思想有意回避,“戲說”、“脫口秀”及各種包裝華麗而且易於人們“體驗”乃至“參與”的文化產品層出不窮,而首當其沖受到冷落的就是“故紙堆”。這種風會所趨,在西方國家和東亞的日本、韓國也幾▲乎一樣,非一時或數人之力所可扭轉。當然,“金錢誘惑、人際關系”以及“臉譜化、簡單化”,還有“正統觀與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等問題,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治史者的主觀品格和能力。我們多少受到犬儒主義的濡染,定力不足,思想和方法貧乏,淺薄平庸的應景或交差之作自然沒有讀者。但是也要看到,即便是在同樣的環境中,仍有不↓少學者能夠遮撥華麗話語的籠罩和歷史塵埃的淺層覆蓋,開出新路或對習以為常的定論作出獨到的表達,而這樣的研究↙成果更顯珍貴。

                  為了歷史學的繁榮發展,章先生的新書在總結前之優秀史學家和自己治史心得的基礎上,陸續提出許多針對性的精辟見解,無疑對後學具有啟示意義。諸如:

                  維護學術的“尊嚴與良知”。“史學應該保持自己獨立的科學品格,史學家應該保持獨立的學者人格”(P144),只有具「備了這種獨立品格,養成了弘毅無畏的氣度,才能不“唯書唯上”(P113),“不為媚時語”而全副身心“尋真知”(P144)。真實性是歷史學的生命卐所系,也是歷史研究的學科品格和歷史學家的生命所系。歷史研究的學科品格和歷史學家的人格乃至“真知”,均只能存在和體現於對歷史真相的不懈追求。治史者應能摒棄一切幹擾和誘惑,恪守學術規範,花大▆功夫下大氣力,盡可能多地◇占有充足資料,客觀理性地思考分析,排除前人有意或無意的扭曲和虛構,以及因為選擇性的記憶和遺↑忘造成的偏頗失誤,得出科學的新發現新見解。

                  養成時、空維度方面和學術範圍方面的宏闊視野。章先生基於史學“是把過去與現在以及未來連接起來的橋梁”(P129)的認知,概括自己《走出中國近代史》一文的主旨說:“提倡上下延伸,從時間上走出中國近代史,同時橫向會通,從空間上走出中國近代史”(P42)。他在2011年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時提出“必須縱觀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即百年歷史背景,百Ψ 年的歷史本身,都需要通盤研究,同時還要進行未來一百年的展望”,這樣才能“對當年的若幹重大問題觀察得更為客觀、全面、深刻”(P58),這是拓展時間維度的理由。空間維度的拓展,則是指“把中國史當作世界史的一部分來研究”,尤其是研究中國近代史應該如此,因為“近代中國與外在世界的關系更加日趨緊密,中國幾乎無時無刻不受國際風雲變幻的影響”(P40)。而當代史學家的“通識”除古今中外的歷史知識之外,還有科際整合的要求,“需要繼續努力把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文化學、人類學、宗教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引進史學研究”(P40),不能以歷史學的資歷最老而輕視新興相關學科的理論和現代方法。

                  當然種種拓展也不能泛濫無歸。“考據實證仍然是歷史學家的看家本領”(P40),不能丟掉而只能發揚光大。史學研究仍然要首先關註“重大問題”,不能“把題目做得越來越小”(P183),否則“流於支離破碎,乃至成為饾饤之學”(P136)。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提倡學術交流,提倡向外國學習”,但也不能“老是跟著別人轉”(P174)而迷失自我,“以人家的史學潮流為潮流”,應該有“自己的理論思想”,“自己的獨立Ψ 思考”,“自己的研究特色”,“形成中國風格”(P176)。

                  除了上述以“求真”來救贖歷Ψ史學的價值與尊嚴,以拓展“通識”來煉成史學工作者的功夫這兩點之外,由於章先生從世家少年——流亡學生——投入革命的民主青年——只專不紅的修正主義苗子——力行改革的大學校長——主動辭去榮譽和待遇的離休長者的人生經歷,以及他重視知行合一△的性格特征,新書給人的特殊感受還有兩點。這就是由憂患意識而生的憧憬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論,和歷史學〖者如何參與現實的經驗之談。

                  關於前者,先生的憂患意識不能排除章太炎的“善惡俱進”和張謇的“一生憂患”的影響,但更主要的仍在先生對現實的觀察與思慮。面對新舊世紀之交國內一些人的浮躁乃至虛驕,如“經濟學家預言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政治學家預言中美兩國領袖攜手引導世界潮流,簡直是一種世紀的狂歡,世紀的迷思”。先生卻率先直言⌒ “新的世紀機遇與挑戰並存”而“新的更大的危機”可能【在逼近。不久就有“科索沃戰爭,美國飛機就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然後一個一個問題接踵而至,伊拉克戰爭來了,自然的報復也來了,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疾病都來了。首先是‘非典’,接著是‘禽流感’,明年又會來一個什麽病大家還不清楚”(P171-172)。而且,在“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世外桃源,任何一件大事都牽涉國際”(P170),“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P151)。

                  章先生以為人類要客觀冷靜地看待全球化,“全球化使我們可以分享現代文明的福祉,全球化也使我們必須分擔現代文明的災難”(P51)。因為“冷戰”結束之後的〗全球化,仍為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其內核還包藏著“霸權主義的挑戰與地緣政治的復雜化”(P98),而在主要的表現形式上是經濟、科技和貿易的物質性、功利性的追求,指揮棒仍是利益而非人類命運共同的價值標準。後進國家無論被迫納入還是主動加入全球化,在硬、軟實力方面都處於弱勢,只能屈從發達國家造成的世界秩序,遵從既成的交往規則,從中分取一杯羹。於是種種的不平等,以及“重物質、輕精神、重科技、輕人文”依然沿襲著“將近二百年的歷史”慣性(P10)。人類不斷感受著“環境汙染、資源浪費、艾滋病蔓延……還有那揮之不去的世界金融危機與經濟蕭條的陰影”(P51),直至“戰爭■與恐怖(主義)等兇險警報”的威脅(P49),整個人類的文明始終處於一個接一個的十字路口。

                  特朗普祭】起“美國優先”的旗幟,發動與多國的貿易戰及和中國的科技戰,同時擺出光榮孤立的姿態,退出①或揚言退出多個國際性組織。也有若幹國家或為迎合民粹主義及狹隘的民族主義,實為爭取各自的最大利益,制造“逆全球化”的輿論和氛圍,使本來就有利弊雙」重特征的全球化也處在十字路口。讀章先生的新書,就不難發現他早在多年以前◥就反復聲言,“未來的百年,需要擴大視野,把中國置於全球化及整個人類文明走向的大背景,……勇於面對當今及今後中國乃至整個人類面臨的新問題”(P60),全球化既然█無可回避,就只能以開放的視野和格局處之。而對全球化如何趨利避害,則只有以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價值目標才是◎正道。為此“需要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對話、交流、溝通,以全球大局為重,從共同利害抉擇中求同存異,或曰尋求易於導致趨同共識的最大公約數”(P60),合理調適全球化≡過程中追求人類社會發展與保護自然環境,交流物質技術與提升人文精神,維護自身利益與〗相互扶助等等關系。

                  “參與的史學與史學的參與”的提出,應該是來自先生具有現代意義的歷史使命感,並受到20世紀歐洲年鑒學派的影響。其立∮足點仍在歷史是把過去、現在及將來連在一起的橋梁,所以應該而且能夠雙向互通。章先生認為,“歷史學家的最高天職就是研究人類的歷史生活”,“參與歷史,亦即走進歷史,理解歷史”(P31、P34)。如同法國歷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n)所說的對歷史“加以重新體驗和賦予生命”,用自己的現實關懷乃至前瞻性,使因沈默而遭人們冷落的歷●史鮮活起來,這是歷史學家“對史學的奉獻”。另一方面,鮮活■的歷史百科全書又有助於人們“超物質利益的精神”生活,如滿足人們求知的欲望,認同感和使命感的培育,歷史經驗和教訓的汲取,以及作為人的良知和智╳慧的發現養成等等,來參與塑造當代。尤其在社會生活出現問題,甚至人類□文明“生病”的時候,不妨像年鑒學派的創始人馬克·布洛赫(Mark Bloch)一樣反躬自問:“社會曾∩否努力向歷史學習?究竟我們√學習得是否正確?”歷史學家的研究如果能夠“增進人類的利益”,也就是“對人類♀的奉獻”(P29、P30)。

                  而且章先生所說的雙向“參與”,更有一層知行關系上學以致用的實踐品格。如同布洛赫作為一個拿筆的學者,也曾拿起槍站在反法西〇斯鬥爭的第一線,參加了“歷史的創造”。章先生從上世紀80年代迄今,曾經主張借鑒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豐富了80年代中小▓學教育改革的內容。90年代,先生在通過深入發掘“貝德士檔案”,研究南京大屠殺事件時,不僅參加了“對日索賠會”的活動,還到日本巡回演說,實際參與了日本主張戰爭反省人▽士回擊右翼勢力的鬥爭。先生更多次在武漢、珠海、南通、湖州和蕪湖等地↓↘,結合當地的歷史事跡和人物言行,如圍繞武昌首義、後期洋務新政、早期留洋學生和民族工商業等主題,為建立有關紀念館和文化遺址設施,地方史誌的編寫,乃至城市建設發展規劃的討論和制訂,提出許多高瞻遠㊣矚的建議,引起當地的重視並得到采納。2004年冬,先生在一次演講中說:“我現在沒有把我的工作限制在書『齋之內,而是把我的活動領域推廣到整個社會。就是說史學家不僅要研究歷史,還要創造歷史,還要幹預△歷史,還要跟其他有識之士一起促進歷史往正確的方向發展”(P172-173)。這樣“把學問寫在◥大地上”的思考和行動,顯然也體現了歷史參與和參與歷史的精神。

                  今年猝然暴發的病毒疫情“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人們紛紛不同程度地預測世界局勢會有巨大變化。後疫情時代的世界是更“好”還是更“壞”,諸說不一,而且對“好”與“壞”的理解⊙也許各不相同。長遠地看,恩格斯的名言“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很值得重溫。但這種信仰或者說願望,必須建立在對布洛赫之問,即“社會曾否努力向歷史學習?究竟我們學習得是否正確”的理解和回答之上。從短期的技術性角度來看,研制對ㄨ癥的特效藥物和防疫疫苗,還有中醫傳統的“治未病”的培本固元,都將有效〓地保護人們的身體和生命。但從長遠的更根本性的人類精神健康而言,歷史和現實中關於人類生活與自然環境的協調,國家之間關系的協☆調,科學技術和人文精神的協調等等方面的經驗教訓,更值得◥人類認真總結記取。

                  大道明顯而大智圓融,閉戶讀書而出門識途。個人在大疫中除了平安無事之外,讀章先生新書的收◣獲更足夠受用,故隨興之所至抒發淺見,寫與讀者分享。